生死印——见证历史

本报记者 王凯

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吴同彦、罗耀东、谢宗君、陈少岳

生死印——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380×580cm 2006年-2009年

　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中，由安徽省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吴同彦、罗耀东、谢宗君、陈少岳（2007年赴俄罗斯学习）共同创作的《生死印——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件作品。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比较多的还是艺术家个体的创作。虽然也有一些作品是以合作的形式创作的，但合作的背后是创作者之间，多是师生关系，《生死印——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品，是此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最多的一件作品，共有7名创作成员，是一个艺术创作实力相对均衡、风格有所不同的群体，其作品的创作和最终呈现，就让人期待。

　　前不久，《生死印》在合肥久留米友好美术馆举行了观摩座谈。其间，记者就此次创作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创作组成员之一的张国琳。

　　记：由你们7人共同创作的《生死印——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此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创作人员最多的一幅作品。这个创作小组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张：话要从2003年说起。当年的10月份，安徽省人民政府要求省美协为安徽驻北京办事处——安徽大厦画一幅反映安徽历代文化名人的壁画，省美协紧急成立了以合肥地区中青年工笔画家为主的创作组。就是这次集体创作，使参加创作的画家感到了集体创作、研讨、交流的益处，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定期在一起进行集中活动，以促进创作积极性，提高艺术修养。这就是合肥工笔重彩画创作研究群体形成的原由。这之后，我们定期举办作品观摩、外出采风、举办展览等活动，自觉地切磋、探索，逐渐形成了以合肥地区画家为主的一个具有审美理念、地域画风和代表画家的创作研究群体，这种以写意见长的工笔重彩画风格在安徽工笔画界已形成发展势头，也得到了中国工笔画界专家和业内同行的肯定。2004年，在“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安徽入选的17件中国画作品里，有13件作品是工笔重彩画，特别是3件获奖作品也都是“群体”成员所创作的；2005年集体创作的工笔重彩画《安徽历代文化名人图》入选“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使安徽工笔重彩画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

　　2005年，文化部、财政部开始联合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06年4月，安徽省文化厅召开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动员座谈会，在《安徽历代文化名人图》创作组的基础上，《生死印》创作组成立了。

　　记：集体创作虽然人多，并有的时候因为艺术观念上的不同，力量并不一定大。为了尽可能地发挥这个小集体的力量，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分配各自任务的？

　　张：在集体创作中，关于艺术风格的确立、绘画技法的选择、执笔人的确定等，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创作组确定这些问题比较棘手，一般多是大家互相商议推荐进而形成共识。3年创作过程中，前期成员推举他人为多，后期积极自荐的较多。2006年，由王天胜老师建议，合肥工笔重彩画创作研究群体筹备工笔重彩画作品晋京展，同时还要积极组织中青年工笔画作者创作，时间紧工作繁多，当接到“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消息后我们只能兵分两路，一边抓紧晋京展进度，一边短暂集中进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2006年4月20日，由合肥市文联组织创作组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体验生活，并收集到了大量的创作资料。在汇总十几张小草图后，决定先由桑建国执笔画第一幅色彩稿送北京，之后创作组几次集中，甚至全组成员集体到芜湖市桑建国家中讨论创作草图。2006年11月，“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专家小组评审后决定：“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题材交由安徽创作组继续创作，同时，“2006安徽合肥工笔重彩画作品展”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

　　记：之前我曾经看过各个创作阶段的不同内容与风格的草稿很多张。从最初的雏形到艺术风格的最终确立，这中间画面内容是如何一步步确立起来的？

　　张：2007年5月，经过3次筛选，我们创作组在北京签定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委托创作责任书。接下来的创作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还是用什么样艺术风格进行创作？创作组成员在开始进行草图构思时用了多种构图、情节与风格。在最早的草图中，大家想突破以往同类题材作品在屋内按手印的情节，把按手印的场景放在室外，周围还有围观的男女老少村民，并将当年朱元璋建中都的城墙和皇陵石雕作为背景；有些草图则用自然主义风格反映江淮农民的生活习性和真实的精神状态；有些草图又用象征主义的风格，以雕塑般的永恒动作反映凤阳农民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伟大功绩；有的草图干脆就反映小岗村农民在地头分田到户大包干的场景，以求事件的直观性；还有用表现主义的风格，用夸张的形象体现那场事件中农民的“大胆“行为。

　　这场艺术表现风格上的坚持和争执，一直到第四次北京草图点评会上，由文化部专家组的表态后才逐渐归于确立。最后，大家对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进行典型人物形象塑造，高于生活的情节构图的处理，以及从尊重历史和服从多层次观众接受能力的要求出发，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并积极地向专家组的意见和要求靠拢，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能超越自我，服从大局，步调一致是这次创作中最成功的亮点。

　　记：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事情特别值得回忆？

　　张：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天下午有位老人来到工作室，他就是1978年时任凤阳县革委会主任的支道友先生，他看了作品草图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谈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事件情节和珍贵史料，尤其是他一进门冲着作品草图说了一声：生死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我们的作品又有了一个名字《生死印》。还有著名画家鲍加先生对我们集体创作的形式一直是肯定的，在《生死印》创作的过程中他给予我们的指导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的启发下完成的第七张素描稿，把我们先前的多点分散的自然主义构图，引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来。这张素描草图在2008年5月的北京专家组第四次草图点评会上得到肯定和鼓励。也记得2008年4月15日，由于合肥大建设，四牌楼供电大楼要拆除，我们要用大量时间把四牌楼工作室搬到兴泰大厦七楼，省文联的领导非常重视这次工作室的搬迁，书记亲自主持协调把七楼最大的房间腾出，我们连夜搬家。现在想来，这些都是创作过程中很有意思的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