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发辉手记

80年代的艺术并不是个人的。它受制于身外，崩溃的道德堤防，摇摇摆摆的政治。80年代很激烈，但不堪一击。那个时候我经常搭上便车，从黄桷坪(四川美术学院)出发，溜达几天后又回来。无目的是每一次出发的目的，知道自己需要某种东西，比如饥肠辘辘的肉身罪孽，荒凉和茫然。艺术自己会选择附体，自我繁殖、生长包括衰败，这是后来知道的事。

80年代是霎生霎灭的年代，看起来很自由，但对政治的暴动式理解远不如今天那么智慧。那个时候我回到边缘再离开边缘，一些莫名的内心轻微的骚乱，成了还没有垮塌的青春产床上的助产剂。其实，这种骚乱和80年代外部变幻无常的急燥感是一致的。我开始重拾童年坏孩子的习惯，经常逃离这座城市，从雾都的喧嚣中抽身出来，藏身于郊外荒凉的孤独景色自娱自乐。但在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种伪装下，却有很多人感召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开始沉浸于涂鴉的快感，或者在另一个阴沉沉的屋檐下和穿古装的模特儿调情。艺术在个人身上开始大量分岔。

90年代可能有些轻浮，从愤世到媚世，转变很快。我开始把这些东西涂抹进了画布，再加上肉感但不太性感的人体。我肯定自己在制造一种假象并且从假象出发又回到假像，因为让假象以自己愿意的方式彻底，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点点真实。亦真亦幻，一切流转，表相即本体，夜与昼，象植物一样生长、怒放继尔颓然闭合的人体，这就是生活不是绘画。先移植再复制的行为在90年代最后阶段演变成了时髦的风气。诸如假相和真相之间的互相移植，由假相复制更坏的假相。每一次新的面孔都是旧面孔的稍加变化的复制，包括生活也一直是在自我考贝中前进的。就是这样，“复制”在一次次自我确认中获得了类似符咒的某种效果。然而复制不是单一的复现，最有可能是“复现”中的改变，在改变中的呈现或揭示。所以我开始炮制玫瑰，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时间概念的启示。我画的玫瑰从一开始就在自我蘖生、自我繁殖和变异，就像生活并非由我所能独立控制。我相信这些巨大的玫瑰包括它的膜瓣、孔洞和凸起物，是实态的，也能够在需要的解释中变成虚态。所以最好的“复制”并不是复制而是一种仪式。显然对于“性”，玫瑰不是最好的说明；对于这些“玫瑰”，“性”也不是唯一的注脚。我始终对生活抱以深深的敬意，我愿意花一段时间用自己的土壤去栽培这些玫瑰——一部分是意象的花，一部分就让它蜕变，

2005．